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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国际先进规则 服务区域制度创新 ——国内外法律研究“智囊团”集聚宜昌自贸片区研讨法治化建设

文章来源:三峡日报发布时间:2018-07-03


深圳前海管理局法律顾问,深圳市律师协会前海战略委员会副主任、中世律所联盟自贸区法律事务研究中心主任、华商林李黎(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 舒卫东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何一平

走出去智库(CGGT)首席专家、中伦律师事务所高级国际顾问、国务院国资委外国法律专家顾问吕立山(RobertLewis)

中世律所联盟副主席、八谦律师事务所董事局主席 鹿斌

与会专家就自贸区法治化建设展开“头脑风暴”。

得伟君尚(宜昌自贸片区)律师事务所将为片区企业提供高端法律服务。


日前,国内外法律研究领域资深专家,福建、陕西、河南、辽宁、湖北等自贸区建设者,宜昌本地律师,三峡大学师生及部分在宜企业负责人齐聚一堂,共同参加在宜昌举办的中国自贸区建设法治化探索研讨会,并见证中世联盟中国自贸区法律研究中心正式落户宜昌。

本次活动由宜昌自贸片区管委会、市司法局联合主办,走出去智库、中世律所联盟等单位共同协办,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和湖北得伟君尚(宜昌自贸片区)律师事务所承办,旨在以更高标准对接全球自由贸易规则、服务区域制度创新、推动自贸区法治建设。

此次研讨会特别邀请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何一平,走出去智库(CGGT)首席专家、中伦律师事务所高级国际顾问、国务院国资委外国法律专家顾问吕立山(RobertLewis),中世律所联盟副主席、八谦律师事务所董事局主席鹿斌,深圳前海管理局法律顾问、深圳市律师协会前海战略委员会副主任、中世律所联盟自贸区法律事务研究中心主任、华商林李黎(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主任合伙人舒卫东作主题演讲。他们对全球自由贸易规则,中国自贸区法治化建设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如何加快自贸区法治化建设等进行了深度研讨。

“一带一路”的文化包容与自贸区制度创新

——科伦坡金融城的案例分析

■主讲人 何一平

文化包容是“一带一路”的核心精神,文化包容的根源来自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

文化包容提倡对待外来文化与宗教信仰包容尊重、虚位接纳,逐渐消除文化上的鸿沟,实现文化的沟通与交融,进而开展经济上的合作。文化包容在平等的文化认同框架下为所有人提供发展机会,为世界带来一个不带价值判断的全球治理新模式。

下面结合科伦坡金融城的案例,分析他们是如何体现文化包容和制度创新的。

首先,我们必须意识到自贸区的制度创新和文化包容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关联,作为一个国际自贸区,文化包容必然是自贸区制度创新的宗旨和目标。自贸区是不同文化交流汇集的核心场所,自贸区制度创新是实现文化包容的关键机制。

印度洋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球贸易、能源、原材料的航线集中地,斯里兰卡是印度洋的枢纽,临近国际海运航线,科伦坡港不仅是地区货物进出的重要港口,而且是连接东西的关键节点。科伦坡金融城目标是填补新加坡到迪拜之间贸易线的空缺,成为全球化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并将作为一个特别的管辖区,有自己专门的经济和商业法律,以利于全球跨国公司的运营。

科伦坡发展很重要的切入点就是人民币国际化。全球几大金融中心,除了纽约之外,还有伦敦、新加坡、东京、香港,它们都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都是离岸美元的重要集散地。人民币国际化呼之欲出,它不仅仅是中国发展的需要,更是全球货币体系的需要。离岸人民币是科伦坡金融城实现差异化发展的最佳选择。当然,人民币国际化战略也需要科伦坡金融城作为清算网络枢纽。

对于科伦坡金融城来讲,它必须成为跨国企业地区的总部,才能实现成为全球自贸区和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所以,集聚跨国企业南亚总部是科伦坡金融城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必然。

科伦坡金融城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工出口区。加工出口区的目标是通过对企业进行集群化管理以提振出口,因此仅需容纳对外出口的加工制造企业;特殊经济区的目标则是打造全面的商业中心,因此允许房地产开发、技术科技及商业服务类企业入驻。

特殊经济区的包容度很高,不能对入驻的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进行区别对待,这要求科伦坡金融城的法律体系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和兼容性。特殊经济区是一个闭合的生态系统,它不仅包含办公场所、酒店公寓等必备基础设施,还包括娱乐休闲、文化教育、博物馆等其他设施,以确保特殊经济区能为居民提供周到全面的服务。

科伦坡金融城创造独特金融监管体系,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离岸金融业务,尤其是面临严格监管的业务,能够兼顾当地的房地产开发和投资,吸引大规模资金进入地产领域,并建立高效的行政法律环境和解决商业纠纷的机制。

科伦坡金融城法律体系选择世界IFC普遍采用的英国习惯法,以避免地区性法律带来的局限性和排他性,而且完全尊重和容纳国际准则;执法机构与立法机构分离,政府部门与司法机关分离,可以确保科伦坡金融城法律能够为每一个独立的企业或个人提供权利的保护。

科伦坡金融城行政体系设立原则是灌输稳健的管理理念,推行可持续性的政策和准则,对标国际领先的金融或商业中心;管理委员会成员必须具备国际化视野,了解当地情况,同时兼备良好的个人声誉;可以作为独立的法律主体参与司法诉讼;拥有独立的财政预算体系;拥有独立的内部审计部门,能够执行监管并建立透明高效的运作系统;实现办公场所电子化、信息化、科技化,尽量简化繁琐的审批流程,方便企业办理相关流程。

科伦坡金融城管理委员会是科伦坡金融城的最高权利机构,负责制定发展战略、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具有以下权利:任命或罢免三大权利机构理事会成员,同时能够制定他们的职责和任期;能够批准或否决科伦坡金融城下设行政部门购置资产、处置资产、租用资产以及投融资等行为;能够决定是否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特殊经济区域或IFC建立合作关系以实现科伦坡金融城的发展战略;在不影响科伦坡金融城三大权力机构的独立性的情况下,审阅及批复他们的年度工作报告及年度预算情况。

管理委员会下设的三大权力机构的主席兼任科伦坡金融城管理委员会成员。

首先,行政部门拥有独立的法人主体以及独立的财政预算,尽力为外来企业打造一站式服务,提供简单易行的审批流程及工商注册。

监管部门是完全独立的金融业监管机构,职能类似我国的两会,负责监管银行、保险、资产管理及其他金融业务。拥有至少5名最多8名的董事会席位,其中包括一名主席和一名CEO,主席和CEO的任命由科伦坡金融城管理委员会讨论决定。为了增强外来金融机构在科伦坡金融城经营的信心,科伦坡金融城监管部门需要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并且有权向管理委员会提议金融业的监管条例草案。

司法部门的主要职责是解决无法通过协商解决的法律纠纷。下设专门的仲裁机构和法庭负责处理各种纠纷,包括独立的民事和商业法庭、监管法庭、劳务法庭等;所有仲裁机构在遵循科伦坡金融城法律的条件下都拥有独立的审判权,如果科伦坡金融城法庭的判决存在重大失误,可以被上诉至斯里兰卡最高法院;有权起草法院和法庭的操作规则书及诉讼程序;若经公众咨询会议通过,且未受到斯里兰卡首席大法官的反对,便可由科伦坡金融城管理委员会发布。

斯里兰卡和科伦坡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它们和其他的合作伙伴不同之处是它们更中立。这就意味着,在这样一个中立的国家建设一个节点更具有代表性,更能体现文化包容,并且不带有任何政治倾向,这也正符合“一带一路”文化包容的核心精神。

“一带一路”倡议注重文明体的开放性,可以帮助各文明体本身得以持续发展并充满活力,是人类文明不断发展前进的动力源泉。自贸区是不同文明之间的纽带,是不同文明交流的载体,自贸区制度创新是“一带一路”所倡导的文化包容得以贯彻实施的关键。

践行法律外交 护航商业投资

■主讲人 鹿 斌

2012年至2016年,中国全球直接投资总额以及中国对亚洲直接投资总额均呈直线上升趋势。2016年,中国对亚洲直接投资总额占全球投资总额的66%。2015年,中国对东盟贸易总额占比为15.7%,远超日本、欧盟及美国。2016年这一数据进一步上升至16.5%。

短短10年,中国就已经取代了欧盟、日本和美国,成为东盟第一大投资国。目前东南亚很多国家吸收利用外资,存量中国第一、增量中国第一,这是中国律师的机会和机遇。

2016年,全国办理涉外仲裁案件3545件,比上年增长14.13%。说明在高速投资后的摩擦演变成了争端,因此产生了法律服务的需求。但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中国企业在国际仲裁方面败诉率相当之高,这从侧面说明中国缺乏专业的涉外法律服务团队。

2017年底,全国有2.6万家律所,执业律师34万人,但是具备涉外服务能力的仅有3000余人,涉外律师领军人才库仅有500余名律师。未来,宜昌通过自贸区这个平台,在法治化建设尤其是涉外领域将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截至2017年,全国共有26家律所,在境外14个国家和地区,仅设立了39家分支机构。八谦是一家根植云南、服务中国,业务覆盖南亚东南亚的区域性国际律师事务所。同时也是一家通过中世律所联盟(SGLA)为客户提供国内与国际一站式法律服务的中国律师事务所。八谦组建跨境法律服务律师团队,建立区域性国际法律服务体系,成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同时,八谦还关注境外立法动态,编写《国别法律指南》等。

法律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法律风险是企业不可承受之重。以某通信公司最近的案例为代表,再强大的企业在法律风险面前也不堪一击。正是因为存在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我们才更强烈意识到法律才是对外贸易与投资的共同语言。

国际法律风险的核心有哪些呢?主要包括认知投资东道国法律、理解跨境法律冲突、协调解决法律冲突等。以广西与云南为例,边境上存在肉牛的走私现象,如何解决边贸项下关于活畜进出口的便捷性与合法性,成为研究潜在跨境法律风险的一个新的问题。

在当前国际环境下,律师的作用体现在哪些地方?一是合规法律服务:投资的市场准入限制、劳工问题、环境问题、商业贿赂问题、法律滞后问题、刑事法律问题。二是争端解决法律服务:诉讼与仲裁。三是法律服务的方式:中国律师与投资东道国律师分别服务、中国律师一站式服务。未来,我们要为国外到国内投资的外国企业提供一站式跨境法律服务,同时,从国内走出国门的中资企业,更需要提供高效优质的一站式跨境法律服务。

在大数据时代,我们一些重大对外投资项目的信息安全存在重大风险隐患,一些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中国企业核心商业秘密保护不力。随着中国公民出境学习和旅游的不断增多,一些中国公民在境外权益被侵害不知道如何维权。中国律师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下提供跨境法律服务的新生力量,必须有自己的更高价值追求。近年的境外法律服务实践,中资律所的跨境法律服务的价值追求已经凸现,一是国家经济战略安全的维护者;二是中国企业商业秘密的保护者;三是中国公民海外领事保护的守护者。

未来,我们会通过自贸区的纽带,让中国律师走在一起,走的更好,更好地服务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新时代。

中国自贸区法治化建设的前海经验

■主讲人 舒卫东

2012年1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离京视察第一站就到前海,对前海开发开放作出重要指示:前海开发开放是深圳经济特区发展的新契机、转型升级的新推力、改革开放的新起点、粤港深港合作的新平台,前海开发开放要依托香港、服务内地、面向世界,要充分发扬特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落实比特区还要特的先行先试政策。

深圳前海蛇口自贸片区于2015年4月27日挂牌成立, 是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一部分。片区总面积28.2平方公里,前海区块占地面积15平方公里,建设规模2600万至3000万平方米,规划就业人口65 万、居住人口15万。

前海主要划分为三个片区:桂湾片区、前湾片区、妈湾片区,重点发展金融、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及其他专业服务四大产业。同时,借助深圳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的优势与经验,发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作用。

站在“法治建设”这点上,打造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示范区是前海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这一规划于2010年8月26日获得国务院批复,前海自此成为唯一一家国家级法治建设示范区。

2017年,前海成绩显著、亮点突出,集中体现为“四个实现”:实现了学习宣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良好起步;实现了重大政策突破、重大活动开展、重大制度创新、重大项目落地、重大工程建设、重大形象提升;实现了注册企业增加值突破2000亿元,税收、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利用外资等主要指标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速度快、质量好、结构优;港资企业实现了增加值、纳税、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占片区约三成。

深圳举全市之力打造前海。深圳市委专门成立深圳市前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示范区推进工作领导小组,出台全国首份自贸区法治建设专项系统规划,以建设前海法治建设示范区为切入点,在市委的部署下,将“示范”范围扩大至全市。

立法先行,建立前海规则体系。深圳市制定“一条例两办法” 为前海开发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

依法行政,打造法治化区域治理模式。经过探索、发展,前海逐步构建完善以法定机构为主导的“政府职能+前海法定机构+蛇口企业机构+咨委会社会机构”的市场化政府治理新格局。

借鉴香港廉政监督模式,有效整合纪检监察资源,提升廉政监督效能,2013年5月,设立前海廉政监督局。按照“条条派驻、块块统筹”的原则,积极探索政府、市场、社会三方互动的反腐倡廉新模式、新途径。建设前海“廉政示范区”为目标,对腐败实施 “零容忍”,营造风清气正的营商环境。

公正司法,构建层级完备的司法生态体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对前海形成层级完备的审判工作体系发挥引领作用,为前海法治示范区建设提供强力保障。

全民守法,打造法治社会格局。探索设立前海法律年度开启典礼,前海所有公职人员和法律从业人员参加宪法宣誓活动,激励和教育公职人员和法律从业人员忠于宪法和法律。

前海作为唯一一家国家级法治建设示范区,有哪些法治创新手段值得内地学习借鉴呢?

营商环境改革,建立法治营商环境。设立深圳国际仲裁院、中国自贸区合作联盟、全国首个自贸区公证处、港澳台和外国法律查明研究中心,成立粤港澳商事调解联盟,开展粤港澳联营律师事务所改革试点。

以国际一流法院为目标的前海法院,积极服务全面开放大局和自贸区建设,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立足涉外涉港澳台审判机制改革,推动建设国际商事争端解决中心;建立开放包容专业化司法交流合作机制,不断提升国际司法公信力。

依托香港、深港合作,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积极引入香港高端智囊参与前海法治建设;探索涉外、涉港澳台案件审判新机制;打造粤港澳合作共建的商事仲裁合作平台;深化深港法律服务业的互鉴融合;成立中华司法研究会涉港司法研究基地。

服务内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法治成果。前海在全国率先探索法定机构治理模式,尤其是在由法定机构主导区域治理方面开全国先例;前海借鉴香港经验,全力打造廉洁示范区;保障前海法院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实现了证据固化、视频开庭、在线裁决, 对完善我国电子证据认定及保全机制提供了司法实践样本;构建以法院为中心、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纠纷解决机制,建立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法治化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面向世界,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优越性。深圳国际仲裁院积极对接国际通行的仲裁规则,设立中国国际仲裁机构海外庭审中心,与国际商会仲裁院、世界银行国际争端解决中心等建立合作关系,为中国“走出去”企业和中外当事人提供更加便利的仲裁服务。成立“中非联合仲裁深圳中心”, 为推动中非经贸合作发挥更大作用。启动建设全国首个“一带一路”法治地图项目,打造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大型中文法律公共数据库和国际化公共法律服务平台。为政府、企业、个人呈现“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和地区的宏观法治地图和微观法治地图。成立全国首个以华语律师为主的法律服务平台——前海“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合会,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地区的投资贸易提供法律支持。

改革开放再出发,前海将以探索深化司法改革新举措、探索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新机制、探索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模式、探索建立现代产权保护新制度为目标,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一步深化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对标国际先进规则,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先行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示范区。

法律AI趋动自贸区和“一带一路”发展

■主讲人 吕立山

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风险必然是大家优先考虑的问题。其中法律风险,更是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需要重点防范的风险。随着近几年国家发展的新方向趋向国际化,“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成为热门字眼,未来中国的企业高管们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将远远超出过去30年的总和。

在针对俄罗斯、加拿大、阿根廷等30多个国家进行法律风险管理培训和咨询的过程中,我们通过向外国多个并购专家和案例进行调查,发现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何种行业,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认为中国企业在很多方面与国际投资者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于是,我们将类似的观察收集归总,写成《国际并购游戏规则——如何提高中国走出去企业成功率》一书,深入剖析中国境外投资案例败多胜少的原因教训,全方位解读了跨境投资并购流程与规则。

随着近几年新一代中国境外投资者的不断涌入,中国的境外直接投资已延伸至180多个国家,他们在成熟市场和新兴市场都会遇到诸如政策变化、文化差异、语言差异等很多问题。因此,提高中国走出去企业成功率是加强中国经济现代化、全球化的关键途径。另一方面,境外直接投资政策调整也影响到中方在国外的投资并购。宜昌企业在境外投资,或者在境外进行并购并不常见,但宜昌外贸公司可能经常遇到这类状况:中方起草的合同模板被对方拒绝,只因合同条款不符合国际标准;外方的合同模板交给中方,中方觉得难以读懂,条款是否公正、要素是否完整更加无从知晓,极大影响了谈判效果。

中国ODI(境外直接投资)目前仍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有专家预测:至2030年,中国境外直接投资流量将达21490亿美元,接近2016年中国境外直接投资流量的11倍。面对各国特别是“一带一路”国家复杂的法律环境、欠发达的法律体系,中国企业必须更加了解政策,具备三种技能,方能直面这些风险和挑战:首先,要有具备一定英文能力,熟悉国际商务规则、游戏规则、跨境交易构架和条件的内部团队;其次,必须利用新的技术AI工具;最后,拥有全球性网络资源。

自贸区的开放力度关键在于制度创新及其有效实施,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大问题就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而由走出去智库主导研发的“合通机器人”正是解决上述企业痛点的人工智能法律新产品。作为中国首个线上/线下跨境双语AI智能合同服务云平台,合通机器人可以为中国企业 “一带一路”国际商务交易提供一站式合同解决方案。一个没有法律背景的普通人,通过在线回答一些简单的商务问题,即可在15分钟内生成一份定制化的高质量中英双语合同。

主题对话——自贸区建设法治化讨论

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自贸试验区研究院执行院长、福建天衡联合(福州)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王利平认为,律师作为企业法律服务的提供者,要利用自贸试验区建设中营商环境评估这一重要契机,发现现存制度中的缺陷,引领企业由逐利向参与规则制定转变。在世界银行全球营商环境评估中,律师是营商环境评估的重要参与者。要充分发挥中世律所联盟自贸法律事务研究中心平台功能,联结联盟所内资源,参照世行营商环境评估体系和标准,建立自贸法治指数,形成一个律师行业对自贸试验区建设的评价体系,通过这一纽带功能,让律师服务更好嵌入自贸试验区建设中。

就内陆省份中西部自贸区法律服务如何创新,陕西永嘉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秦涛律师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借助自贸区的改革契机,引入境外法律服务机构,解决内陆欠发达省份法律服务市场普遍存在、亟待解决的律师客户相互不满意彼此70分的问题;二是围绕制度创新实践,创新服务意识、服务模式、服务内容;三是要充分意识到自贸区对律所国际化的影响,及早动手建设对接跨境法律服务资源的能力。

在自贸区理念、一带一路和开放服务贸易的大背景下,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梁毅律师认为,这里面主要涉及律师角色转换的问题,即从纯“技术流”的专业人士背景不断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政府决策顾问角色拓展。世界银行对全球190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的评估体系,是律师参与我国对标国际标准的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契机,可借由指标解读和实务验证向立法、司法和行政机关进言动议,促进从自贸区渐进至全国范围的营商环境的国际化和法治化建设。此外,建议在自贸区和“一带一路”结合发展的理念中,将在自贸区设立的、或有可能的话将在华设立的外资企业作为“一带一路”一个“参与者”的因素纳入考虑,丰富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文化包容”的内容,也增强中国“走出去”的力量。

三峡大学副教授、得伟君尚(宜昌自贸片区)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潘爱国律师在论坛上发表观点称,中国自贸区建设法治化首先要求自贸区政府(管委会)实现法治化,这要求自贸区政府按照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的原则来规范政府行为,深度落实“放管服”,提升行政效能。同时应发挥自贸区制度创新的示范作用和引领作用,将自贸区法治化的建设成果及时复制推广到自贸区以外的区域,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法治化,最后在区域法治化的基础上实现整个国家的法治化。

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湖北省律协国际商法专委会副主任、法学博士王娟律师认为,法治的核心是约束权力,自贸区法治化的核心是约束自贸区政府权力,淡化官僚意识,增强服务意识。她表示,自贸区法治化建设的目的或宗旨是促进货物、资金、人员的自由流动,尤其是跨境自由流动,增强人民的幸福感。因此自贸区法治化建设的路径,应该以政府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以律师为桥梁,把政策制度化、把制度国际化。